然而，RAA只在1945到1947年短暂存在。而当盟军将校回国后，失去经济依靠的女性往往无法回归正常生活，转而成为街娼。截至1947年，东京的街娼数量高达3万人，全日本六大城市合计4万人。
在失去盟军客户后，这些街娼转向附近的旭町，也就是现在的新宿四丁目继续从事街头卖春。而大久保公园恰好就在旭町的步行范围内，逐渐成为客源聚集的“风评之地”。
昭和后期日本经济腾飞，吸引了大量来自东南亚、南美和欧洲的女性来日打工，这些外籍女性成为当时站街的主力军。大久保公园附近成了她们的活动据点。与此同时，日本本地的熟女街娼也在此活跃，但年轻日本女性相对较少。直到令和初年，新冠疫情的冲击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。
大久保公园西侧的情人酒店一条街
疫情下的“交缘女子”
大久保公园作为令和时代街娼的“圣地”，其兴起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。2020年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，尤其是风俗业从业者和从事“援助交际”或“爸爸活”的女性。
据相关报道，2020年5月，紧急状态宣言解除后，大久保公园周边开始出现大量年轻日本女性，她们被称为“交缘女子”，以“交缘”（こうえん，源自公园的谐音，意为“结缘”）这一隐语活跃在街头，这些以二十多岁甚至只有十几岁的年轻女性为主的群体，让街娼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年轻化趋势。
“交缘”表面上是说在公园里交涉、结下缘分，但实际上指的就是站街这种交易行为。这些女性中，有因疫情失业的普通女性，也有无法在风俗店或咖啡厅继续工作的从业者。这种现象在2022年后尤为明显，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比例激增，甚至出现了“东横kids”以7000到8000日元的低价卖春的现象。
东横kids代表人物雪猫
为什么大久保公园会成为站街的“圣地”呢？除了关键的地理位置，这种“即看即谈即交易”的高效率模式成为吸引大量希望快速赚钱的女性的根本。大久保公园位于新宿歌舞伎町的核心地带，周围遍布情人旅馆，为交易提供了便利的场所。到了晚上，公园附近的护栏旁站满了女性，男性上前交涉后，双方直接前往附近的旅馆。相比正规风俗店，站街不需要面试、不用固定出勤时间，也不用担心收入被店家分成。种种原因下，一个公园里能够有超过60人在同时等待客人，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。
对于那些生活困窘而急需现金的女性来说，这种灵活性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力。但警视厅的调查显示，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支持地下偶像或牛郎，其次是为了购买奢侈品或旅游等个人爱好，生活拮据只是第三大动机。报道中就有一位小学教师就因沉迷地下偶像和时尚消费，背负高达300万日元的债务，最终选择站街以规避风俗店需出示身份证明的限制。她在2020年2月开始站街，频繁于每周2-3次从事卖春活动，直至2020年11月和2021年2月两次被捕，最终在2021年9月被开除公职。
取缔与蔓延
此外，疫情期间电视和网络对“交缘女子”的报道吸引了乡下地方女性来东京“淘金”，甚至形成了“站街女性增多—吸引更多男性—更多女性加入”的反馈循环。到了2023年疫情缓和后，大量游客和猎奇者蜂拥而至，使大久保公园一度“旅游化”。
外国游客的涌入进一步推高了人气。尤其是来自中国、菲律宾、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男性，不仅来“看热闹”，还有不少人直接参与交易。一位有五年站街经验的女性提到，外国客户因不会被怀疑是便衣警察而更受欢迎，且常会支付高于行情的费用，这让“交缘女子”更倾向于接待外国客。甚至有专门针对外国游客的非法风俗店在歌舞伎町出现，专门捕捉这些外籍客户。
然而，站街的繁荣也伴随着监管的加强。2024年4月，警方开始对站街女进行更严格的逮捕行动，甚至对仅在街头等待的女性实施抓捕。同年10月至11月，警方展开大规模清扫行动，逮捕了50名女性，其中85%为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轻人，最年轻的仅16岁。
2025年2月，大久保公园北侧的护栏被拆除，目的是让女性无法倚靠护栏站街，同时加强巡逻力度。这一系列措施让大久保公园的站街人数大幅减少，部分女性转而采取“歩きんぼ”（边走边谈）或“座りんぼ”（坐在店门口）的形式，或者干脆转移到池袋等其他区域。
此外，今年3月，日本政府还通过了风俗营业法修正案，加强了对卖春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。这些措施虽然有效减少了大久保公园的街娼数量，但也导致了她们向其他区域分散，形成了“打地鼠”式的监管困境。
大久保公园的“交缘女子”，从兴起到衰退不过短短五年，却浓缩了日本街娼的复杂历史。从江户时代到战后再到令和，街娼们面临法律与道德的夹击在社会边缘顽强生存。但是，“站街”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，更是社会经济困境的缩影。在这座纸醉金迷的都市背后，总有一些人游走在边缘，挣扎于生存与尊严的夹缝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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